屋主勒死竊賊是「防衛過當」？這種論點根本是「紙上談兵的書生之見」

彭振宣 2014/10/31 08:00:00 發表於 • 社會


關於最近小偷行竊被屋主勒死的事件，引發了社會上的廣泛討論。目前比較受到矚目的有呂秋遠律師的意見，以及沈伯洋律師的〈【撲馬想想】屋主勒死賊，賊嚇死台灣〉，還有公視新聞議題中心訪問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執行長的〈【說法】勒死小偷是正當防衛？〉。上述幾篇主流觀點，都是傾向屋主確實防衛過當。然而與這些主流觀點不同，我不認為這次的事件中，屋主格殺竊賊有何不妥。

在談我的論點之前，我想先來談在數個月前我與一位朋友閒聊的經驗。當時正好發生了鄭捷在北捷屠殺旅客的事件。我這位朋友從國中開始練跆拳道，大學練柔道，出社會後則練詠春，練武也有近20年的經驗。

我跟他說：「要是你遇上這件事，死傷可能就不會那麼慘重了吧。」他卻回我：「要是我在那車上，除非鄭捷真的出手攻擊我，不然我絕對作壁上觀，不會出手。」因為這位朋友不是冷漠的人，平常也很關心社會。因此我大驚反問：「這是為什麼？」

朋友回答：「在那種狀況下出手搏鬥，唯一確保安全的情況，只有打到鄭捷沒有任何反擊能力。但這只有當場把鄭捷毆死，或是把他打成重殘才辦得到。但以台灣現在的法界觀念，這麼做絕對會被判成防衛過當。弄不好要吃殺人罪，最輕也會是過失殺人或過失傷害。而像我一個領薪水的上班族，要是被判過失傷害好了，不管刑度怎麼樣，一背了刑事前科，我的工作立刻玩完，前途全毀。」

而當時我私心認為台灣法界或許如此，但民間社會斷不會如此顢頇，為了這件事我還跟他辯了半個小時。現在想想，反而是這位朋友料事如神，我則是把事情想的太過幼稚美好。

關於呂秋遠律師的意見，因為是依據現行的台灣法規來論斷，因此我不打算做出什麼批評。因為值得批評的不是呂律師依據當下法律作出的判斷，而是當下的這些法律根本有問題，必須要靠民間「推動修法」才能解決。

但在現行法條之外，從觀念上去談屋主防衛過當的言論，就是我要批評的重點。因為這些論點根本是「紙上談兵的書生之見」。

例如這些人最愛引用的「比例原則」。這種觀念用在審判時對罪犯量刑，是很恰當的應用。但要是要求與匪徒格鬥中的當事人必須遵從「比例原則」，也就是反擊應該只能根據對手對你造成威脅來對應；則根本是一個脫離現實的要求。

因為審判是「靜態」的，所有事實都已經發生，你當然能坐在那裡仔細權衡，想一整天都沒關係。然而格鬥的當下是「動態」的，當前情況可能依據任何變數而發生各種不同的後果，因此根本不可能在幾秒鐘之內做出什麼精確的比例原則判斷。

例如桑德爾（Michael J. Sandel）可以花兩個小時的演講時間去談「火車難題」（就是什麼兩條鐵軌一邊有七個小孩，一邊有一個，你是列車長你打算撞死哪邊的問題），但在格鬥現場，你可能只有不到十秒的時間去讓你下判斷。

而且「火車難題」還是一個相對單純的抉擇，因為變數根本只有「兩個」，但牽涉到的價值衝突就可以讓桑德爾賺到兩個小時的演講費。而今天你在跟竊賊格鬥時，你要考慮的變數，還有背後承載的各種價值衝突，絕對比火車難題複雜的多，台灣的法律跟法學大師，卻要求你要在十秒之內，做出哲學大師都可以寫出數十篇論文來分析的決斷，根本莫名奇妙。

例如這次的案子，台灣法律至少就要求屋主必須要先考慮「屋主自己的武學基礎跟小偷的差距」、「小偷有沒有拿凶器」、「出招可能造成的結果與小偷的犯意之間的比例原則」。而在現場，那位屋主還有懷孕的妻子在旁。所以屋主除了要在十秒內，回答這些法律系學生在六十分鐘內可能都還寫不完的考試題目外，還要承擔妻小隨時可能受到傷害的精神壓力。

甚至有論者認為在考量反擊正當性時，要對竊賊的「身分符碼」、「階級背景」所反映出的「社會刻板印象」進行反思。請問今天屋主到底是在捍衛家人，還是在考牛津大學的PhD？

而且要求屋主當下考慮「屋主自己的武學基礎跟小偷的差距」、「出招可能造成的結果與小偷的犯意之間的比例原則」在格鬥現場更是一場笑話。請問屋主要怎麼確定小偷的武學造詣究竟到什麼程度？難道還要兩個人先交手，看看對方的路數是「洪拳」還是「鷹爪門」？看來在法界人士中，最符合「正當防衛」精神的，恐怕是我中午看的霹靂布袋戲。

旁白：素還真對上黑海森獄玄囂太子。甫接掌，雙方都運出三成功力，試探彼此根基。三招過後，雙方對彼此內力已有了解，試探已是多餘。

玄囂太子：素還真，下一招決定勝敗，看招～（還一邊出招一邊喊招式名，讓素還真能找出不超越比例原則的招數回擊，布袋戲果然是深富教育意義的優良戲劇。）


至於小偷的犯意，請問要怎麼確定？台灣這十年來有許多強盜殺人案，就是竊盜被屋主發現後臨時起意改變的。還是要屋主在格鬥開始前先問：「請問小偷大爺今天光臨寒舍是只要拿點盤纏呢？還是想與小弟較量兩招？還是非要來滅門不可？」等小偷回答之後雙方再動手。那萬一小偷不回答便先動手呢，那要算是哪一種？

例如這次現場就有屋主懷孕的老婆。你要如何排除小偷轉而挾持屋主老婆，甚至傷害的可能。法界人士當然可以在事後大言不慚的說：「小偷最後並沒有這樣做，我們不考慮沒有發生的事。」但在屋主下判斷的當下，這可是「可能發生的事」，請問你要屋主怎麼決斷？難道要他掐指一算？

再來，這次屋主所使用的鎖喉技，在柔道中這本來就是使人「暈眩」剝奪對手攻擊能力的招式。但屋主用力過猛，導致竊賊被勒死。這其實就說明了現實中的格鬥不是玩LOL還是魔獸世界，還有分什麼「攻擊技」、「暈眩技」、「控場技」，讓玩家可以依照現場需要，自由的運用；雙方還有血條、血量，去讓你算什麼樣的攻擊力道比較適當。在現實格鬥裡，不是什麼「武學大師」就能自由的收放他的內力。

這又讓我想起當時跟好友在談鄭捷的事件時，他談到：「其實對練武的人來說，跟沒學過武術的人過招，是最危險的事情。因為就連練武許久的人，要控制力道大小都很艱難。而沒練過武術的人，出招沒有邏輯章法，也沒有力道控制，是最難對付的對手。

所以武術界有一句老話：『盲拳打死老師傅。』遇到這種人只能把他打到毫無還擊的能力。但法界在裁量時，卻會要求有習武的一方背負控制力量的責任。所以練武的人真的遇到鄭捷這種人，只能盡量假裝沒看見。」

當時我覺得這只是託辭，但現在來看，我朋友對現實才是洞若觀火，料事如神。

更進一步，剛剛說的都還沒涉及更麻煩的「舉證責任」問題。也就是屋主可能還必須要在庭上找出證據，來證明他考量的依據。所以說美國的「堡壘原則」，其實才是法律有具體考量屋主與竊賊攻防的現實面後，所制定的合理原則。這反映出美國人在拓荒歷史中經歷無數次戰鬥所累積出的智慧。相反的，台灣法律所奉行的卻是一種書生坐在冷氣房，完全抽離現實脈絡的一種架空正義觀。

Photo Credit: Peter Gordon @ Flickr CC BY 2.0

責任編輯：翁世航
核稿編輯：楊士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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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讀者投書】楊舒淵：聽余英時院士談「人文修養」有感──儒家如何可以作民主的養分？

余英時院士獲頒首屆「唐獎」漢學獎後，最後一場公開座談已於20號落幕。在經歷了太陽花運動之後，長期反對極權、提倡民主的余先生，以「談人文修養」為題，為他闊別六年的土地留下諍言。

●從「民主與科學」到「民主與人文」

為什麼「人文修養」會與民主運動有關？就筆者的理解，余先生說的是：民主制度把選票交到公民手上，但是公民不能只滿足於可以投票，必須要有自己的判斷力，才不容易被人操縱。當有越多公民能夠獨立思考，政治的發展就不僅止於量的對抗，更看重質的比較。質，正是來自於人文修養。它要讓公民擁有開放的態度，分辨是非的意願與能力，以及最根本的，對個人的價值選擇與生命的尊重。因此，余先生推崇實踐「公民不服從」(Civil Disobedience)（註1）所需的判斷力，以及承擔違法代價的勇氣；在演講中，也稱讚了太陽花的非暴力與和平退場，因為這背後有人文。

公民不服從的背後要有人文，余先生很強調這點。在擁有一定水平的民主制度的今天，公民運動已經和民國初年的五四不同，追求的不該再只是「民主」與「科學」，以及兩者共通的開放性。這時代的目標應該是「民主」與「人文」，用人文修養來深化民主的形制與精神，形成一個文質彬彬的社會。在這樣的社會下，民主才不會只是多數意見的勝利，尊重少數、容忍異見，乃至於捍衛它們的權利才不會是空口白話。

●從何養成足以深化民主的人文修養？

那麼，該怎麼培養足以深化民主的人文修養？余先生給的建議是：讀經典。這個答案引起多位與會者的興趣，他們問：「在臺灣，適合讀哪些經典？選擇的標準又是什麼？」在演講後的提問時間，余先生首先就回應這個問題。他先後提到兩點：(1)讀經典，是讀你領域中的經典。並且不需要一個決定什麼是經典的委員會，該避免統一的意識形態。(2)人不可能出生在沒有傳統文化的地方，因此在確立自己的興趣與領域之前，可以從傳統文化吸收養分，培養個人的判斷能力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受教育的時間順序上，第2點是在第1點前面的，這讓我們需要反思：什麼是臺灣的傳統文化？這項傳統文化的成分可不可能滋養民主？

什麼是臺灣的傳統文化？就余先生9月16日接受《天下雜誌》專訪的說法，他說自己重視臺灣是因為這裡是「自由中國」，而「台灣永遠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」，並且「台灣可以證明中國傳統文化並不是民主的絕對敵人」。（註二）也許有人會在意余先生對「中國」概念的文化認同問題，但本文不僅不打算追究這點，更認為應當抱持尊重。如果我們承認有多元意見的現象，並且反對任何審核意識形態的威權，應該在意的問題首要是這個意見值不值得尊重或容忍，再來是探問它的情理與價值。而在余先生的論述中，判斷值得與否的標準就在於「民主」。因此，本文關注的一項重點是：在「中國傳統文化」，或者化約為余先生常提及的「儒家文化」裏頭，有沒有足以滋養民主的人文養分？

●儒家文化有沒有足以滋養民主的養分？

「儒家文化有沒有足以滋養民主的養分？」請留意，這個問題絕不是要問儒家文化可不可以產生民主制度。它問的是，當人類社會在近百年來，逐漸體認到尊重每個個人的生命與尊嚴是應該追求的普遍價值，並且發現民主制度是實現它的合適制度之一時，儒家文化對於落實這樣的價值認識與制度是絆腳石還是墊腳石？

法家化的儒學

可以確定的是，幫助帝王專制的「獨尊儒術」，固化階級關係的「三綱五常」，以及這兩者背後共通的「尊君卑臣」觀念絕對是絆腳石。然而，這些包含在「儒者」董仲舒的策論之中，並由漢武帝確立為國家政策，進而影響中國政治與文化兩千年的東西，真的算「儒家」嗎？余先生在其1976年出版的巨作《歷史與思想》中，明確指出漢初的儒學已經法家化。他批評「獨尊儒術」即是要統一思想，禁絕異端，根本和法家官員李斯給秦始皇的奏議沒有本質上的不同。差別只在做法，秦始皇以焚書坑儒威逼，漢武帝設五經博士利誘。至於「君爲臣綱，父爲子綱，夫爲妻綱」這將主從關係絕對化的「三綱」，更是來自法家學者韓非的理論。尤有甚者，在吸收了「陽尊陰卑」的天道觀念後，在人事上落實對「尊卑」、「貴賤」、「主從」的永恆區別已顯得理所當然。（註3）

開放的態度

儒學「法家化」的說法，還是承認董仲舒等漢初學者算是「儒家」的。

余先生因為董仲舒仍有想辦法限制君權，只將「治統」而未將「道統」整個交給帝王，說他尚符合先秦儒學傳統，不純粹是個陽儒陰法的思想家。可是，如果我們採取更嚴格的定義，以孔子之說來設定儒家之所以為儒家的判斷標準呢？孔子不會主張「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」。他推崇的人格典型「君子」的表現是能夠包容並協調差異，不強求齊一的「和而不同」;是開誠布公、反對結黨營私甚至為己利鬥爭的「周而不比」、「群而不黨」;他說的「攻乎異端，斯害也矣」，更是明確意識到憑藉勢力或意識形態來黨同伐異將招致後患。（註4）

回到余先生的說法，這不就是有助民主的人文修養中的「開放的態度」嗎？

士人不服從

孔子也不會主張鞏固階級的「三綱五常」。本文討論的是民主的精神與制度，因此這裡聚焦在「三綱」裏關於政治制度的君臣關係。在這點上，孔子說「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」，顯示出君臣的互動是相對的，上位者要按照禮節差使，下位者才會盡忠服事。再者，臣屬也是可以另謀高就的，不然孔子周遊列國，尋求得君行道的機會是怎麼回事呢？從這些例子可以發現，政治上主從互動的核心原則，是強調人我互相尊重的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。

並且上位者並非高高在上，階級也不是不可破的。孔子「勿欺之，而犯之」，說的就是下屬除了不欺騙長官，還要直言陳諫;「以道事君，不可則止」更是帶出「君君，臣臣」之位階成立的基礎，在於上位者推己及人的按照尊重原則行事，要是他違背原則乃至造成傷害，下屬又為何不辭職呢？到了孟子甚至舉商紂王為例，指出當「君不君」的時候，更是得而誅之。這樣看來，以孔子為準的儒家，不但不可能主張「尊君卑臣」來維護專制，同時會注重下屬要有分辨政治領袖作為之是非的道德判斷力，也要有諫言的勇氣。在人民無法參政的古代，這是否可以說是「士人不服從」呢？

尊嚴的主體

「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」，「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已」。以孔子為準的儒家，最根本的觀念是肯定每個人只要真誠，都能夠自主的成為尊嚴的主體，並且這尊嚴來自於設身處地的關懷別人。這樣的觀念，意味著人與人在道德地位上的平等，同時強調自尊尊人的人文精神，這不正是涵養民主必備的養分嗎!然而，我們該如何看待孔子說過的「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」？先說「小人」吧，小人是不肯真誠自視，以自我為中心，放縱欲望、計較利益不講道義的人。同樣具有建立尊嚴的能力，小人可以說是自甘墮落。然而「女子」不同，在孔子的時代，女子沒有公平受教育的機會，經濟也不能獨立，是環境背景影響了他們的心胸與視野。因此，當男女能夠平等受教的時候，跟任何「人」一樣，只要女子不自我放棄，孔子也沒有理由說他難以共處。（註5）

重視人文教育

當然，站在每個人有同等道德地位的觀點，孔子由於古代女子缺少教育與經濟力量的時代背景，而將他與小人配比是錯誤的。這就像是西方說「天賦人權」，卻要等到女性在一次世界大戰之後，證明了自己的能耐才逐漸獲得參政權一樣，標準並不一致。（註6） 不過，承認有這項錯誤，反而讓人更深刻的意識到「教育」的必要性，以及教育活動是為了呼應並啟迪人性尊嚴的目的。

如果說，民主是建立在承認每個人的尊嚴，並相互給予尊重的基礎上，那麼給予每個人平等的權利將是合邏輯的推理。也許你害怕一個街友怎麼跟你一樣都有一票，也許你期望一個教授該有兩票，但是決定他投票品質的絕不是他的身分，而是他合於道德的判斷力。這就回到余先生的洞見：應該培養足以深化民主的人文修養。

●真誠的儒家才能滋養民主

文章最後，如果按照余先生說的「台灣永遠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」，那麼在這文化的土壤裏，儒家能不能夠提供滋養民主的養分呢？我的判斷是：能，可是需要分辨。能夠滋養民主的，不會是「儒術」的儒家，而是「真誠」的儒家。並且，唯有通過真誠面對人類對道德的要求，才能夠在接受傳統滋養的同時，走出其陋習與窠臼，向著全世界的文化開放求知，擇善固執的跟全世界的人交流。（註7）

【後記】余先生在座談的尾聲提到，闡揚人文經典的普及寫作，是推廣人文修養的好辦法。謹以這篇文章，盡己之力致上感謝與響應。

【推薦閱讀】何榮幸，〈專訪余英時〉之一至之六，《天下雜誌》網站，2014年9月16日起刊登。

(作者為臺灣大學哲學系博士生)

註1：余英時先生倡議「公民不服從」的專文,請見〈公民抗命與香港前途〉。《蘋果日報》2013年7月1日。
註2：何榮幸,〈專訪余英時之二──台灣篇〉。《天下雜誌》網站,2014年9月16日。
註3：詳細請見余英時,〈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〉。《歷史與思想》,台北:聯經出版社,1976年。
註4：關於「獨尊儒術」的討論,詳細請見筆者〈「大一統」的正解?──談必修「四書」的爭議〉。《獨立評論@天下》2014年9月6 日。
註5：詳細請見傅佩榮主編,《孔子辭典》「唯女子與小人難養」條。台北:聯經出版社,2013年。
註6：相關報導請見楊芬瑩,〈戰後女性終得參政權〉。風傳媒《一戰百年系列》,2014年7月26日。
註7：相關討論請見筆者〈公民,你用對良知了嗎?〉。《獨立評論@天下》2014年5月2 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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