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英時院士獲頒首屆「唐獎」漢學獎後，最後一場公開座談已於20號落幕。在經歷了太陽花運動之後，長期反對極權、提倡民主的余先生，以「談人文修養」為題，為他闊別六年的土地留下諍言。
●從「民主與科學」到「民主與人文」
為什麼「人文修養」會與民主運動有關？就筆者的理解，余先生說的是：民主制度把選票交到公民手上，但是公民不能只滿足於可以投票，必須要有自己的判斷力，才不容易被人操縱。當有越多公民能夠獨立思考，政治的發展就不僅止於量的對抗，更看重質的比較。質，正是來自於人文修養。它要讓公民擁有開放的態度，分辨是非的意願與能力，以及最根本的，對個人的價值選擇與生命的尊重。因此，余先生推崇實踐「公民不服從」(Civil Disobedience)（註1）所需的判斷力，以及承擔違法代價的勇氣；在演講中，也稱讚了太陽花的非暴力與和平退場，因為這背後有人文。
公民不服從的背後要有人文，余先生很強調這點。在擁有一定水平的民主制度的今天，公民運動已經和民國初年的五四不同，追求的不該再只是「民主」與「科學」，以及兩者共通的開放性。這時代的目標應該是「民主」與「人文」，用人文修養來深化民主的形制與精神，形成一個文質彬彬的社會。在這樣的社會下，民主才不會只是多數意見的勝利，尊重少數、容忍異見，乃至於捍衛它們的權利才不會是空口白話。
●從何養成足以深化民主的人文修養？
那麼，該怎麼培養足以深化民主的人文修養？余先生給的建議是：讀經典。這個答案引起多位與會者的興趣，他們問：「在臺灣，適合讀哪些經典？選擇的標準又是什麼？」在演講後的提問時間，余先生首先就回應這個問題。他先後提到兩點：(1)讀經典，是讀你領域中的經典。並且不需要一個決定什麼是經典的委員會，該避免統一的意識形態。(2)人不可能出生在沒有傳統文化的地方，因此在確立自己的興趣與領域之前，可以從傳統文化吸收養分，培養個人的判斷能力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受教育的時間順序上，第2點是在第1點前面的，這讓我們需要反思：什麼是臺灣的傳統文化？這項傳統文化的成分可不可能滋養民主？
什麼是臺灣的傳統文化？就余先生9月16日接受《天下雜誌》專訪的說法，他說自己重視臺灣是因為這裡是「自由中國」，而「台灣永遠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」，並且「台灣可以證明中國傳統文化並不是民主的絕對敵人」。（註二）也許有人會在意余先生對「中國」概念的文化認同問題，但本文不僅不打算追究這點，更認為應當抱持尊重。如果我們承認有多元意見的現象，並且反對任何審核意識形態的威權，應該在意的問題首要是這個意見值不值得尊重或容忍，再來是探問它的情理與價值。而在余先生的論述中，判斷值得與否的標準就在於「民主」。因此，本文關注的一項重點是：在「中國傳統文化」，或者化約為余先生常提及的「儒家文化」裏頭，有沒有足以滋養民主的人文養分？
●儒家文化有沒有足以滋養民主的養分？
「儒家文化有沒有足以滋養民主的養分？」請留意，這個問題絕不是要問儒家文化可不可以產生民主制度。它問的是，當人類社會在近百年來，逐漸體認到尊重每個個人的生命與尊嚴是應該追求的普遍價值，並且發現民主制度是實現它的合適制度之一時，儒家文化對於落實這樣的價值認識與制度是絆腳石還是墊腳石？
法家化的儒學
可以確定的是，幫助帝王專制的「獨尊儒術」，固化階級關係的「三綱五常」，以及這兩者背後共通的「尊君卑臣」觀念絕對是絆腳石。然而，這些包含在「儒者」董仲舒的策論之中，並由漢武帝確立為國家政策，進而影響中國政治與文化兩千年的東西，真的算「儒家」嗎？余先生在其1976年出版的巨作《歷史與思想》中，明確指出漢初的儒學已經法家化。他批評「獨尊儒術」即是要統一思想，禁絕異端，根本和法家官員李斯給秦始皇的奏議沒有本質上的不同。差別只在做法，秦始皇以焚書坑儒威逼，漢武帝設五經博士利誘。至於「君爲臣綱，父爲子綱，夫爲妻綱」這將主從關係絕對化的「三綱」，更是來自法家學者韓非的理論。尤有甚者，在吸收了「陽尊陰卑」的天道觀念後，在人事上落實對「尊卑」、「貴賤」、「主從」的永恆區別已顯得理所當然。（註3）
開放的態度
儒學「法家化」的說法，還是承認董仲舒等漢初學者算是「儒家」的。
余先生因為董仲舒仍有想辦法限制君權，只將「治統」而未將「道統」整個交給帝王，說他尚符合先秦儒學傳統，不純粹是個陽儒陰法的思想家。可是，如果我們採取更嚴格的定義，以孔子之說來設定儒家之所以為儒家的判斷標準呢？孔子不會主張「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」。他推崇的人格典型「君子」的表現是能夠包容並協調差異，不強求齊一的「和而不同」;是開誠布公、反對結黨營私甚至為己利鬥爭的「周而不比」、「群而不黨」;他說的「攻乎異端，斯害也矣」，更是明確意識到憑藉勢力或意識形態來黨同伐異將招致後患。（註4）
回到余先生的說法，這不就是有助民主的人文修養中的「開放的態度」嗎？
士人不服從
孔子也不會主張鞏固階級的「三綱五常」。本文討論的是民主的精神與制度，因此這裡聚焦在「三綱」裏關於政治制度的君臣關係。在這點上，孔子說「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」，顯示出君臣的互動是相對的，上位者要按照禮節差使，下位者才會盡忠服事。再者，臣屬也是可以另謀高就的，不然孔子周遊列國，尋求得君行道的機會是怎麼回事呢？從這些例子可以發現，政治上主從互動的核心原則，是強調人我互相尊重的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。
並且上位者並非高高在上，階級也不是不可破的。孔子「勿欺之，而犯之」，說的就是下屬除了不欺騙長官，還要直言陳諫;「以道事君，不可則止」更是帶出「君君，臣臣」之位階成立的基礎，在於上位者推己及人的按照尊重原則行事，要是他違背原則乃至造成傷害，下屬又為何不辭職呢？到了孟子甚至舉商紂王為例，指出當「君不君」的時候，更是得而誅之。這樣看來，以孔子為準的儒家，不但不可能主張「尊君卑臣」來維護專制，同時會注重下屬要有分辨政治領袖作為之是非的道德判斷力，也要有諫言的勇氣。在人民無法參政的古代，這是否可以說是「士人不服從」呢？
尊嚴的主體
「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」，「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已」。以孔子為準的儒家，最根本的觀念是肯定每個人只要真誠，都能夠自主的成為尊嚴的主體，並且這尊嚴來自於設身處地的關懷別人。這樣的觀念，意味著人與人在道德地位上的平等，同時強調自尊尊人的人文精神，這不正是涵養民主必備的養分嗎!然而，我們該如何看待孔子說過的「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」？先說「小人」吧，小人是不肯真誠自視，以自我為中心，放縱欲望、計較利益不講道義的人。同樣具有建立尊嚴的能力，小人可以說是自甘墮落。然而「女子」不同，在孔子的時代，女子沒有公平受教育的機會，經濟也不能獨立，是環境背景影響了他們的心胸與視野。因此，當男女能夠平等受教的時候，跟任何「人」一樣，只要女子不自我放棄，孔子也沒有理由說他難以共處。（註5）
重視人文教育
當然，站在每個人有同等道德地位的觀點，孔子由於古代女子缺少教育與經濟力量的時代背景，而將他與小人配比是錯誤的。這就像是西方說「天賦人權」，卻要等到女性在一次世界大戰之後，證明了自己的能耐才逐漸獲得參政權一樣，標準並不一致。（註6） 不過，承認有這項錯誤，反而讓人更深刻的意識到「教育」的必要性，以及教育活動是為了呼應並啟迪人性尊嚴的目的。
如果說，民主是建立在承認每個人的尊嚴，並相互給予尊重的基礎上，那麼給予每個人平等的權利將是合邏輯的推理。也許你害怕一個街友怎麼跟你一樣都有一票，也許你期望一個教授該有兩票，但是決定他投票品質的絕不是他的身分，而是他合於道德的判斷力。這就回到余先生的洞見：應該培養足以深化民主的人文修養。
●真誠的儒家才能滋養民主
文章最後，如果按照余先生說的「台灣永遠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」，那麼在這文化的土壤裏，儒家能不能夠提供滋養民主的養分呢？我的判斷是：能，可是需要分辨。能夠滋養民主的，不會是「儒術」的儒家，而是「真誠」的儒家。並且，唯有通過真誠面對人類對道德的要求，才能夠在接受傳統滋養的同時，走出其陋習與窠臼，向著全世界的文化開放求知，擇善固執的跟全世界的人交流。（註7）
【後記】余先生在座談的尾聲提到，闡揚人文經典的普及寫作，是推廣人文修養的好辦法。謹以這篇文章，盡己之力致上感謝與響應。
【推薦閱讀】何榮幸，〈專訪余英時〉之一至之六，《天下雜誌》網站，2014年9月16日起刊登。
(作者為臺灣大學哲學系博士生)
註1：余英時先生倡議「公民不服從」的專文,請見〈公民抗命與香港前途〉。《蘋果日報》2013年7月1日。
註2：何榮幸,〈專訪余英時之二──台灣篇〉。《天下雜誌》網站,2014年9月16日。
註3：詳細請見余英時,〈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〉。《歷史與思想》,台北:聯經出版社,1976年。
註4：關於「獨尊儒術」的討論,詳細請見筆者〈「大一統」的正解?──談必修「四書」的爭議〉。《獨立評論@天下》2014年9月6 日。
註5：詳細請見傅佩榮主編,《孔子辭典》「唯女子與小人難養」條。台北:聯經出版社,2013年。
註6：相關報導請見楊芬瑩,〈戰後女性終得參政權〉。風傳媒《一戰百年系列》,2014年7月26日。
註7：相關討論請見筆者〈公民,你用對良知了嗎?〉。《獨立評論@天下》2014年5月2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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